7月2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拳出击信披违规，威创光电、 瑞贝卡 、*ST万方、*ST沐邦、 太原重工 5家上市公司被立案侦查。
Wind数据显示 ，2025年以来，有55家上市公司因信披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侦查，覆盖业绩预测失实、关联交易隐匿、重大诉讼未披露等多类违规行为。其中有9家上市公司和58名高管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处罚，相关公司和个人合计处罚1.106亿元人民币。
受访人士表示，相较于 2019 年，如今监管处罚范围更广，力度也明显增强。不仅缩短了从立案四处罚的时间，而且，在处罚上市公司的同时，同步追查实控人、董监高及中介机构的责任，在财务做假案件中，更是开启了对配合做假方的同步追究责任。
1.106亿元处罚金额
2025年以来，被立案侦查的上市公司家数明显增多，仅7月份以来，就有15家上市公司因为信披违规被立案。从公开信息看，财务做假、资金占用、业绩预告“变脸” 是处罚的重灾区。
康德智库专家、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顶级合伙人丁彦伶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信披违规类型包含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和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其中最为常见的信披违规类型是虚假记载。
记者梳理发现，处罚金额最高的上市公司是*ST苏吴。今年7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查明，2018—2023年，*ST苏吴未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2020—2023年，公司连续4年虚增营业收入合计17.71亿元人民币，且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47.55亿元情况，致使上述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对*ST苏吴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万元罚款；对当时担任老总钱群山给予警告，并处以1500万元罚款， 十年证券市场禁入；对当时担任董事钱群英等其它4名责任人给予警告，罚款100万—200万元。合计罚款金额达305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ST苏吴财务做假案中再现第叁方主体配合做假行为，并且第叁方主体为其关联公司。
在资金占用方面，今年6月， 阳煤化工 公告披露， 阳煤化工 及原控股股东 华阳新材 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阳集团 ”）双双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 华阳集团 2021年占用 阳煤化工 资金，造成 阳煤化工 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 华阳集团 立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查明，2021年4月16日和2021年6月30日，在未经 阳煤化工 同意的情景下， 华阳集团 通过直接划转方式，将 阳煤化工 账户资金11.26亿元划转至 华阳集团 账户，占 阳煤化工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74%，构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尽管2021年9月30日，被占用资金已全部归还。然而， 阳煤化工 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存在重大遗漏。最终， 华阳集团 领400万元罚单， 阳煤化工 两位相关责任人合计被处罚290万元。
这时，*ST天茂、*ST新潮、*ST金泰、*ST紫天等许多家公司因未按规定披露财报而被立案侦查。
“今年处罚中，大多涉及系统性做假、资金占用、虚假记载等严重问题，行政处理裁量综合考虑资本市场发展和投资者保护等原因，确保处罚必要、适当，并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和公众合理期待。”丁彦伶分析。
作为信息披露重大违规事项，财务做假一直是监管重点。目前信披违规“做假手段花样雨后春笋”，会计实务中哪些新兴舞弊迹象最值得审计师与监管方警惕？ 如何识别“业财数据深度做假”或“供应链协同做假”？
“利用复杂的金融工具和交易结构进行财务做假，如通过特殊目的实体（SPE）进行表外融资和利润操作，这些SPE的设立和交易往往较为隐蔽，难以被普通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轻易发觉；通过 大数据 做假，操作公司的线上销售数据、用户流量数据等，虚增业绩，由于数据量庞大且技术专业性强，增加了核查难度。”康德智库专家、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诚冬向记者表示。
立案、处罚“加速度”
尽管被立案侦查的上市公司数量增加，但监管层调查效率也进一步提高。从年内上市公司公告被立案侦查到收到《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的间隔时间来看，监管效率越来越快。
其中，骑士 乳业 立案侦查速度最快，公司在公告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的同时，就发布了收到《告知书》的公告。7月4日，骑士 乳业 公告称，因其在期货市场巨亏却隐匿不报的违规内幕，该公司及包含当时担任老总党涌涛在内的3名高管因未及时披露重大损失，被处以总计340万元的罚款及警告。
其次为 阳煤化工 ，公司6月25日发布被立案侦查公告，7月2日即收到山西证监局下发的《告知书》。 *ST京蓝 5月31日第壹次披露被立案侦查，7月9日即收到《告知书》，用时不足2个月。
Wind数据显示 2025年以来，有55家上市公司因信披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侦查，其中有9家上市公司和58名上市公司高管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处罚，相关公司和个人合计处罚1.106亿元人民币。
相较于2019年“顶格罚60万”的时代，当前处罚力度是否足以扭转主动做假？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金融系主任叶小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多家公司因信披违规被立案，说明监管在主动出击。但仅从处罚力度看，还不足以完全扭转 “收益 > 风险” 的做假动机。
在叶小杰看来，目前虽然罚款金额提高，相关责任人也被追究责任，但部分做假造成的潜在收益仍然巨大，使得一些企业和个人甘愿冒险。因此还需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强化执法的全面性与连续性，提高违规成本，才能更好地遏制做假动机。
值得强调的是，监管对上市公司处罚的同时，还同步追究实控人、董监高及中介机构责任。
刘诚冬关注到，过去十年，对违规信披公司和责任人处罚力度较轻，罚款上限较低。现在，立法层面推动修订《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大幅提升了罚款上限，如对违规信披公司和责任人的罚款上限分别由60万元、30万元大幅提升至1000万元、500万元人民币，《刑法修正案（十一）》还将违规披露信息的刑期上限由3年增加到十年。处罚逻辑从过去的宽松转变为如今的严厉责罚，并且更加重视构建行政执法、民事追究责任、刑事追究的多维度追究责任体系，强化对相关机构和个人的全面追究责任。
2025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重大违法类退市标准中，上市公司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其它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的重大犯法行为，且严重影响上市地位，其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25年已经有多家公司因重大信披违规而被强制启动退市程序。这种“立体追究责任”是否能真正威慑违法者？
叶小杰指出，退市风险对遏制财务做假激动有震慑作用，当企业意识到做假可能面临退市，就会有所忌惮。但目前仅靠现有退市标准，难以完全有效遏制做假激动。当前“做假金额 + 比例” 的退市标准存在一定局限性，一些企业可能通过巧妙安排，使做假金额或比例避开退市红线。好比有的企业分阶段、分项目进行做假，让单个项目做假金额未达到标准，从而规避退市。
在叶小杰看来，退市标准需要进一步优化，可以商酌增加更多维度指标，如结合企业违规情节恶劣水平、对市场和投资者影响范围等原因综合判断，同时强化退市执行力度，确保退市机制真正施展威慑作用，让财务做假企业无处遁形。
随着退市新规下退市公司数量增多，监管“一追到底”严查退市前违规，坚决杜绝“一退了之”。今年3月28日，天津 富通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富通信息 ”）发布公告称，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侦查。公开信息显示， 富通信息 已于2024年8月1日因触及面值退市指标退市。
谈及监管机构的执法偏重点，丁彦伶表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常负责查办重大、跨区域或影响恶劣的案件，执法重点放在虚假记载行为，和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关联交易、违规担保为代表的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表现。同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不断加强对中介机构（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责任的追究，尤其是在IPO、重组和年报审计等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