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信托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指出，到2029年，信托业风险将得到有效管控，业务转型有序推进，机构经营更加稳健，法律制度进一步健全，全过程监管持续加强，信托业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到2035年，基本形成坚守定位、治理完善、经营稳健、服务专业、监管有效的信托业新格局。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意见》说明了三个问题：首先，表明中央政府对信托业监管的高度重视，将防范信托业风险、促使其高质量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其次，表明当前我国信托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信托行业面临较大的危险管理和处置挑战，盈利模式正处于从以利差收入为主向以管理费、服务费为主转变的艰辛转型进程中。在券商、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甚至保险资管公司等竞争的挤压下，信托业亟需找到自身不同化发展的道路。这一切都要求对我国信托业的准入、业务发展和行业发展方向等进行重新定义，让完善的制度为信托业加速发展提供强大动能；最后，从2001年正式颁发、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直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我国金融市场、金融业现状、金融业务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信托法》存在诸多与金融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亟需修订、补充和完善，以便为信托业健康发展营造有利的法治环境。
笔者认为，《意见》从六个方面为我国信托业未来发展筑牢制度基石：首先，推动信托公司坚守信托根源定位，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提升专业能力，突出信托文化特色。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信托业为何存在、发展走向何处等诸多问题，使信托业始终不背离设立初衷，牢记自身使命，履行好自身职责，不断加强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多元化金融支持，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其二，从严设定信托公司机构准入标准，严格实施业务准入。这意味着我国将对信托业进行一次全面完全的洗牌，重塑行业生态。不符合基本条件的信托公司需要进行整改或淘汰退出，推动全行业减量提质。尤其严格业务准入，可将信托业从之前的与银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竞争引向不同化发展之路，推动信托业回归本位，信守主业。
其三，对信托公司股东资质和资金来源实施穿透式审查，严禁存在违规跨业经营、杠杆率过高、严重失信行为和重大非法记录的企业成为信托公司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并建立股东、实际控制人“黑名单”制度。这些要求其实是对我国信托业的控制人或股东进行一次完全的“重审”，将“不合格者”全部剔除出局，确保信托公司高管队伍的纯洁性，从根本上杜绝信托业经营中的违规犯法行为，遏制信托业经营风险。
其四，强化信托产品设立、销售、存续期管理、尽职履责、信息披露、到期清算等全流程监管，贯彻“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准则。这些要求有益于督促信托机构全面认真落实信托产品适当性管理要求，有效堵塞虚假披露、违规承诺、误导销售、向非合格投资者销售等违规行为的漏洞，使信托业试图通过滚动发行信托产品、挪用其它信托资金、违规筹集资金等方式进行违规兑付的表现无法得逞。
其五，强化信托公司风险预警和早期干预，及时排查处置信托业务风险，强化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这些要求其实是重新明确高风险信托公司的认定标准，建立健全高风险信托公司的危险处置规程；能有效压实高风险信托公司、地方政府的危险处置属地责任，和金融监管职能部门的监察管理责任等主体责任；尤其是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可强化对投向集中、风险较高、结构复杂、规模增长过快业务的监察管理，有益于从根本上清理金融同业通道业务、非标资金池业务，有效化解房地产领域信托业务风险，和纠正信托公司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领域的非法行为。
其六，推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为我国信托业发展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意见》提出建立健全信托财产登记制度，推动非资金信托财产登记落地。设立慈善信托开展慈善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另外，还包含加强信托监管规则建设、建立健全信托监管信息系统、加强监管人员履职行为管理、完善离职人员管理等多项措施。同时，强化多方协调联动，强化央地协同，建立央地监管信息定期通报、重大事项会商等制度，共同做好高风险信托公司处置等工作。在信托公司责任人治理、股东股权管理等方面，强化跨部门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这些举措可有效消除信托法治建设的滞后性，使我国信托监管法规与信托业发展同频共振，确保我国信托业始终不偏不倚，行稳致远，成为我国实体经济可依赖、可托付、可信任的坚强金融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