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闫桂花
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四稳”目标直指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内需不振和预期偏弱”的现状，而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更是让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急剧上升。
怎样在关税战大环境下提振内需、稳定预期？在26日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季度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除了动用以往的政策工具外，改革应该成为根本性、长期的解决方案。
“改革才是一个基本的指导，以改革来应对长期性的问题和可连续性的问题，以政策来应对短时间性的问题和周期性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表示。
他说，内需不振与预期偏弱交织叠加，意味着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宏观调控也至少有了四个方面的目标设定，因此，宏观调控手段配置的理论也要发生变化，把主要依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理的传统宏观调控手段，扩展到改革行动上来。 “未来不会期望用单一的政策调整手段来处理所有的问题，不然的话，宏观调控就可能失灵。”
他补充说，目前讨论或正在实施的政策手段，甭管是发钱、发消费券还是以旧换新等等，都只能在短时间内拉动需求，而不会形成长期的、稳定的向往，当下应该“立足于长远，立足于可连续性。”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进一步指出，消费需要“更高的定位、更高的理解”。就像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定位从“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一样，他建议将中央提出的“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条件性作用”这一说法，升级为“消费在通顺国民经济循环当中的决定性作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峰教授认为内需不足、消费偏弱不只是周期性问题，更是结构性问题，并以1998年和2008年的两次危机为例，指出当下还有大量机会通过改革、公共资源重新配置来实现供需再平衡。
“前两次应对危机，提振内需都是把改革提在前面，包含一些社保的改革、民生的支持。”他建议将关注焦点放在“无需或少量需要追加财政投入的改革”上，包含农地改革、户口改革等。另外，他建议要审时度势，优化公共资源配制，具体而言，要把占GDP45%比重的公共资源逐步地、适度地转移到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上，从而根本性地提振内需。
与会学者还强调，宏观调整的着力点应该落在“人”身上，完全做到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转变。
高培勇指出，“投资于人”意味着接着甭管是哪方面的增量政策，都要循着居民、个人这条线索往前推进。“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非同小可。”他说，“我是做财政研究的，我知道脱胎于计划经济年间和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运行体制，和‘投资于物’‘投资拉动’是密切关联的。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对于财税体制改革而言就是一场革命，不是容易的变化。”
黄汉权建议通过精准针对人群分层分类施策来提振内需。具体而言，针对八千多万低收入群体，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医保和养老补助等方式，提升其消费能力；面对规模大、分布广的中等收入群体，要完善工资增长机制，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增加他们的闲暇时间以增进消费；通过放松管制来拓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空间；和，通过旅游、教育、养老等领域的政策支持，激发银发经济的潜力和通过解决就业问题来提升大学生和农民工群体的消费能力。
“五个方面的群体要精准施策，消费才能真正落地。不然的话，光出那么多文件，效果就不会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