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警方侦破一起制造豪车事故诈骗高额保险的诈骗案件，抓获汽修厂老板段某等26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300余万元。案件破获之后，上海警方披露了豪车骗保的犯罪手法。
近年来，老旧豪车等车辆保险被一些不法之徒视作“发财险”，成为保险类诈骗重灾区。根据各地警方披露的信息，车险诈骗组织日益显现专业化、团队化特征，甚至不乏保险公司人员参与其中，袒露出行业管理漏洞和安全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案件情况类似，一名保险业内人士透露，在车险骗保案例中，二手车商、维修厂的身影越来越常见，逃避企业风控和行业监管的策略也不断升级。
异常理赔：“豪车”无责事故露蹊跷
一年时间内，屡次因事故出险的9辆豪车均在同一汽修厂维修，有8家保险公司为此支付了300余万元的维修费用，——这一异常线索，被上海公安局经侦总队的 大数据 研判系统敏锐捕捉。“同一豪车接二连三失事，而且肇事方都是破旧面包车，这就有些蹊跷。”上海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郭新铭说。
相关线索被迅速移交至上海公安局青浦分局。通过缜密分析涉案车辆和16起事故理赔信息，青浦区一家汽修厂的责任人进入警方视野。“这些事故的主责车和被撞豪车都在段某的修理厂保养或维修，那些被撞豪车和高额理赔款，也与段某有关系。”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警察朱申生说。
调阅理赔档案后，警方发现这些事故有着众多相似点：都发生于区域交界、车流量少的偏僻路段；都造成了豪车重大车损且对方全责；都需更换进口配件且维修费用极高；发生交通事故时，双方车辆均非车主我驾驶。
借助 大数据 模型，警方汇集保险同业公会提供的数据，层层穿透涉事车辆、驾驶员、保险理赔款去向和段某背后的关联，一个精心布设的伪装被逐渐揭开。
2023年，段某开始策划利用豪车事故诈骗高额车险。他先低价买了9辆二手豪车和6辆面包车，但表面这些车辆都与他没有直接关联。“段某没有将车辆过户到自己名下，而是与原车主签订代持协议，试图撇清与涉事车辆的联系。”朱申生说。
给豪车购买车险后，段某指使蔡某等人招募了13名“车手”，由他们负责驾驶车辆制造交通事故。
汽修厂员工李某等人精心策划，专门挑选两区交界、道路偏僻、人车稀少、灯光昏暗的路段，指挥“车手”制造出豪车无责、面包车全责的重大车损事故，还教授他们如何处理事故及应对交警。拿到交警的事故认定责任书后，“车手”再将受损豪车驾驶到段某经营的汽修厂维修。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段某等人抓获归案。
手法隐蔽：逃避理赔核查、精心组织分工
作为修理厂经营者，段某熟悉车险理赔的程序和环节，也深知如何规避保险公司的查勘。这也为他组织实施系列车险诈骗案提供了便利。
据办案机关介绍，不同于一般的车辆理赔程序，事故发生后，段某等人并未第壹时间通知保险公司理赔，而是在一段时期，采取民事诉讼方式让保险公司直接将维修理赔款打给维修厂。
“这么做，既能规避保险公司的查勘员和定损员发现事故现场的破绽，也能遮掩豪车配件被以次充好的事实。”朱申生进一步介绍，在制造事故前，段某会将豪车的好零件换成旧零件，再将豪车开往“事故地段”伪造现场，达到用成本极低的旧零件冒充原件，撞坏后再虚高报价诈骗理赔款的目的。
其实，定损是保险理赔绕不过的环节，段某也有应付办法。在诉讼进程中，进入定损核查环节，段某就“狸猫换太子”，临时给被撞豪车装配优质配件，待定损过关后，再将其替换为劣质品。一番操作后，涉事车辆又能被用来制造下一起交通事故，还能降低成本。
隐蔽的作案手法中，修理工、“车手”、车主等角色，都施展了关键作用。记者了解到，对于这些“事故”，有些车主其实其实不知情，但也有一些车主自愿配合骗保。因参与骗保被处罚的车主称，当初跟段某进行二手车交易时，对方要求不过户，签订代持协议，自己也没多想，后来为了利益才配合段某骗保。
而参与其中的“车手”，多为代驾、网约车司机等，受雇驾驶“道具车辆”制造事故后，每次能获得500—1000元不等的酬劳。
据警方查证，在一年时间内，段某团伙通过上述手段，累计诈骗保险理赔金额300多万元。今年4月，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会同青浦分局波次开展收网行动，先后将段某、蔡某和李某，和明知段某实施保险诈骗仍为其代持车辆的车主等26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车险诈骗伎俩升级，如何应对风险？
近年来，保险欺诈团伙化、职业化、跨地区、跨机构的案件渐趋增多。其中，车险诈骗占相当高，二手车商和汽修厂人员主导或参与骗保的情景较为常见。
杨先生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车险定损员，他在处理一起高额赔付的交通事故中，识破了二手车商与车主勾结骗保的隐情。那是一辆刚过户不久的二手车，原车价超过百万，因被追尾事故需要出险。“我在现场发现，事故双方驾驶员氛围异常和谐，其中全责驾驶员的电话号码关联微信显示他是一名二手车商，这是一个风险信号。”杨先生将情况反馈给公司和警方，经过调查，果然找到了双方合谋制造事故、骗保车损险的依据。
“一些维修厂和二手车商，已经成为参与或策划车险骗保的重要角色。”杨先生对记者表示，他所在公司去年专门作出规定，不能再将理赔款直接转账到维修厂，相当于设立防火墙，增加维修厂参与车险骗保的难度。
“这几年，车险诈骗的行径伎俩漫山遍野，查勘和定损人员的责任越来越重。”杨先生结合从业经验举例说，“好比 新能源 车，开了几年后在二手市场卖不出好价格，就有人故意制造车辆落水事故，以获取高于二手市场价格的维修费和车损险。有的二手车商会主动向车主介绍这种方式，甚至提供代造事故服务，以诈骗高额保费。”
在另一些车险诈骗案件中，还存在保险公司员工与骗保团伙里应外合、同穿一条裤子的情形。去年，北京警方查处的一起车险骗保案中，某保险公司在职员工与离职员工、定点汽修厂内外勾连，通过虚构、故意制造车辆事故或对事故扩损等行径诈骗理赔款。
“这的确是行业存在的漏洞，有的保险公司职员处置时不到事故现场，有的‘快处’签字仅是代签，实际上成为骗保人员的得力帮凶。”杨先生表示，车险理赔之所以要分查勘员、定损员和理赔员，就是为了在程序上设置壁垒，强化对车险诈骗的危险控制。可是相关岗位人员的失守，让保险公司蒙受经济流失，也让骗保人员有了无隙可乘。对此，杨先生所在保险公司专门研发了 大数据 风控系统，通过技术手段加强监管，也增进对核保核赔等重要岗位的监督和约束。
针对行业风险和管理漏洞，相关制度正在完善。去年7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反保险欺诈工作办法》，从组织架构、内部控制、风险识别与处置、信息系统和数据管理等方面，对保险机构反欺诈职责任务予以规定。
而在监管和执法层面， 大数据 和科技应用，正对这一犯罪活动形成更加有力的监察管理和震慑。依托与监管职能部门、同业公会、保险公司及中银保信的合作机制，上海公安局经侦总队持续借力 大数据 系统和应用模型，强化对车险类诈骗的发现、打击力度。今年以来，全市已破获系列特大车险类诈骗案件7起，主要通过伪造车险事故、虚增维修费用等方式诈骗保险资金，累计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