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到中速或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今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5%左右，是通过努力以后才可能实现的目标。通过推动传统潜能挖掘和新兴的绿色技术、数字技术开发，仍可支持中国经济持续5~十年的中速增长期。”最近，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24年经济形势与电力发展分析预测会”上如此判断当前经济形势。
他指出，现阶段我国经济存在两大新增长潜能，一是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上的差距；另一是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钱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稳增长需要继续保持相对宽松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把注意力要更多地转向通过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挖掘经济潜能上。
经济结构显现新特征
“从需求端来看，房地产、基建等多项指标在过去几年相继达到历史需求峰值，目前经济增速逐渐走低符合经济规律。”刘世锦说。
在他看来，消费可以分为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未来从需求端释放经济增长动能，需要抓住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和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群体这两个关键。
“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会直接影响发展型消费的扩大。目前城市居民面对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大山’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刘世锦表示，当前扩大消费不能泛泛而谈，不能“撒胡椒面”，要找准槽点：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谈及具体政策，刘世锦认为，政府投资重点要由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由物质资本投资转型人力资本投资。
在供给侧，受需求的减速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需要在稳增长的同时，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钱值的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同时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
在需求侧，目前中国面临着在房地产等传统支柱产业在下行进程中力求软着陆、在市场预期过冷环境下重振企业创新能力的双重挑战。
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但这种转换往往是被动和危机倒逼性的。这也反映出在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一批以高负债、高周转、高销售为特征的产业受到需求增长放缓的冲击，存在一定债务风险，经济政策也应作出相对调整。
追赶传统潜能和新技术革命
在刘世锦看来，中国未来可能还会以4%~5%的中速增长趋势维持5~十年。在这一进程中，重点在于继续挖掘追赶传统潜能，好比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同时还要抓紧以 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
“新技术革命关键是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造成的增长机会。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其实不大，有些领域已经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刘世锦表示，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其实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相较于成熟经济体，14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让中国在 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等领域有着更多和更久的增长机会。
“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了，互联网、移动通讯、汽车等行业新产品在进入中国后造成的市场增量比欧美发达国家都要大，庞大的规模效应还降低了成本，进而形成新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优势，未来在 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方面也能形成很多优势领域。”刘世锦说。
他以 新能源 汽车为例，2023年 新能源 汽车产销突破900万辆，同比增幅高达35.8%和37.9%，市场占有率或渗透率为31.6%，较去年同期增长5.9%，已连续第九年成为全球 新能源 汽车销量第壹名。国内汽车出口量创下新高，全年实现出口销量491万辆，同比增幅高达57.9%。而出口销量中 新能源 汽车成为重要增长点， 新能源 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幅高达77.6%。
展望未来，刘世锦表示，由于立足于创新推动绿色转型，用新技术新产品替代原有的技术和产品，环保、减碳与增长就由过去相互矛盾或冲突的关系转为相互增进和共赢关系。现阶段我国经济存在两大新增长潜能。其中一个潜能是横向需求空间，是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有4亿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30%，如果能够进一步增加这个群体的比重，到2035年，争取让中等收入群体达到8亿到9亿人，在现有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水平上，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从当前的情景看，弥合居民收入差距是十分现实且紧迫的，这关系到能否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
另一潜能是“纵向升级动能”，是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钱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包含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和新技术推动的 新产业 或“未来产业”生成与发展。而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通过结构性改革挖掘经济潜能
基于上述情况，刘世锦判断，中国经济仍处在中速增长的阶段，目前真实的挑战是在于如何挖掘这些新增长潜能。需要意识到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走向。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目前宏观政策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起到稳定平衡的作用，经济的持续增长更多决定于技术条件和体制政策环境。”刘世锦指出，稳增长需要继续保持相对宽松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把注意力要更多地转向通过结构性改革挖掘结构性潜能。而且，其实不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时间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有立竿见影之效。
尤其在需求侧，刘世锦认为，要增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三个平等”，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建议以更大力度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可采取负面清单办法全国除为数不多的特点地区外，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取消城乡居民身份不同。另外，在“三年脱贫攻坚战”以后，实施为期三年的以近两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好比，实施进城农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设工程，可收购城市滞销的存量住房，转为农民工保障房。
另外，在增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方面，刘世锦认为，推动企业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方面要有较大水平的理论和政策突破，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开来。企业家精神是指远见、好奇心、洞察力、冒险、坚忍不拔等一系列特质，用于组合包含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的一种特殊能力，是高于资本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企业股权多元化成为常态，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民企越来越困难。根据所有制身世划定企业性质和类别，低估了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也越来越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刘世锦指出，按所有制进行企业分类，把企业分为国企民企，分别出台实施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某类企业的发展，但客观上就会制造不同，而不同就会发生不公平竞争。
对此，他建议，所有制分类应当由企业层面调整到投资者层面，除了为数不多的有必要由国有企业专营的领域和业务外，通常不再根据所有制对企业做出分类，说白了，不再区分国企民企，而是根据企业的规模、技术、就业等特点进行分类，并出台相应政策。同时对投资者根据所有制进行分类，如中央国资投资者、地方国资投资者、社会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从而实现“企业平等发展、公平竞争，投资者各具特色、各显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