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闫桂花
提高生育率是现今世界面临的一大挑战，在发放育儿补助、增加产假等已经有措施的条件上，最新研究显示，对男性的家务劳动进行补助或许也是提高生育率的形式之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奚锡灿和合作者、香港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周林硕通过对2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经济结构变化——服务业的扩张和农业的萎缩——与生育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在社会规范刚性的社会中尤其明显。所谓社会规范，指的主要是社会对性别态度，好比“女主内、男主外”；“刚性”主要是指社会规范的严格水平和社会对偏离这些规范的容忍度。
具体而言，作者发现，服务业扩张速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每位女性可能会少生育0.1个孩子，而在社会文化刚性水平高于中位数的国家里，这一相关性要高出50%。
基于此，作者构建了一个量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生育决定由夫妇双方共同做出，而生育率是由有性别倾向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规范相互作用而引发的。夫妇双方通过权衡育儿的机会成本与偏离社会规范造成的心理成原本确定育儿责任的分配，育儿责任的分配，很大水平上会影响到他们生育孩子的意愿。社会规范由不同年龄群体的说法加权平均而成，总体而言，老一代群体的影响力更大。
作者发现，如果社会规范要求女性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那么即便女性的薪水提高，她们也会因为社会的不认可，也就是减少育儿时间造成的社会压力，而考虑不生育或少生育。
“东亚的经济结构变化快而社会规范（例如认为女性应该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变化慢，造成性别之间就生育问题发生对峙，加剧了生育率的下滑。”奚锡灿告诉界面新闻。
他表示，改变社会规范，一是靠年轻一代群体进入经济体并选择不一样的育儿路线；二是年老一代群体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改变其育儿观念。在这个进程中，不同群体的相对规模会影响到社会规范变化的速度，而相对规模又会受到过往和当前生育率的影响。
这也意味着，提振生育率越早越好。奚锡灿对界面新闻记者介绍，之前他们做过相关研究，甭管是现金还是育儿补助、产假制度，早期的政策干预的确会有效果；不过从定量角度看，这种影响其实不是特别大，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对缓慢。
在最新这篇研究中，他们建议应该补助那些能让男性有更多机会参与带小孩等家务活动的政策，好比强制男性休陪产假等。这是因为，虽然对女性育儿的补助在短时间内能明显提高生育率，但这种政策可能会强化以往的性别角色观念，无益于生育率的长期提升。相反，对男性育儿的补助虽然在短时间内效果没那么明显，但长远来看，可以改变社会规范，增进性别平等，从而在长期内提高生育率。
“对男性育儿的补助加速了向更平等的长期稳定的社会规范的转变，随同着时间的推进，政策曝光度也会增加，这时，社会规范的改善也会提高女性生育意愿。”作者写道，“因此，决策者在制定生育政策时，务必考虑由内生社会规范和新群体不断演变的育儿决策所驱动的动态后果。”
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在去年底的一份研究中也强调了代际和性别冲突对生育率的不良影响。她建议可以通过美化爸妈，尤其是爸爸的角色，和改变工作场所规则等来实现生育率的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