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地方】壹快评 -苏超-的作业该如何-抄-

　　因为高考，本周末没有“苏超”，部分人的失落感，比周四夜晚国足输球，提前告别2026年 世界杯 还来得严重。原本只是 江苏省 内“十三太保（13个设区市）”的球场“内斗”，却在全国范围内“火”出圈，并因此带动大量文旅消费，搅热赛事经济，可谓“文体搭台，经济唱戏”的优秀范例。

　　“苏超”的成功令其它地方羡慕，一些地方于是跃跃欲试，想“抄”一下“苏大强”的“作业”，在本地也复制一个“某超”或“某赛”出来。据专家们分析，“苏超”成功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江苏地市经济相对发达且较为均衡，“十三太保”均位居全国城市GDP80强之列；二是江苏足球发展水平较高，群众基础较好；三是江苏深厚的“地域梗”文化加持竞赛，放大了赛事影响力。

　　看到这三大原因，很多地方犯了难：自家不具备这些条件，这“作业”没法“抄”啊。这两天，笔者和几个平时跟政府打交道较多的“懂球帝”朋友聊了聊，也是这个感觉。但我们也有所发现，就是“苏超”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还因为躲过了几个“陷阱”。对于其它地方政府而言，有些作业“抄”不来，但避“坑”经验还是可以借鉴的。

　　第壹个陷阱是决策不遵流程，任由领导拍脑袋决定。近些年来，各地贯彻依法治国（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依法行政和科学民主决策行之有效，但仅凭领导好恶拍脑袋决策，并且决策失误的情景仍屡见不鲜。

　　例如，目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 江西省 抚州市 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主席刘俊福，在担任 抚州市 临川温泉景区党工委书记期间，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加论证短时间内盲目引进打着生态发展等旗帜的“特色小镇”项目，投入大量金额搞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因脱离当地发展实际，这些项目大面积烂尾，造成土地闲置、资金浪费。

　　“苏超”的设想也是 江苏省 领导提出的，但其实不是拍脑袋决策，而且一开始也不是“高举高打”，对赛区场地的要求仅为很多于2000座。据 江苏省 足球运动协会副主席王小湾对媒体介绍，去年12月份，江苏办了一个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南京和苏州对抗赛，希望借此带动全省足球热潮，普及足球文化。尝试的反响非常好，省领导于是提出“苏超”的思路。随后，省政府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研究，各地政府共同发力。承办单位就赛事规程等反复征求各参赛队意见，共同完善。整个过程都群策群力，充分保证了民主。

　　可见，被网友们誉为“天才发明”的“苏超”，更是科学民主决策的产物。其它地方假如想抛砖引玉搞自己的“某超”“某赛”，谨记避开领导个人心血来潮盲目决策的陷阱，坚持科学、民主、审慎决策，同时密切跟踪实施效果，分析研判形势，适时进行调整。

　　第贰个陷阱是包打天下，管得过宽过细。一些政府部门如果以为自己炉火纯青，啥都插一手，甚至直接代劳，往往容易出问题。在这方面，远到上世纪末河南郑州设立“馒头办”，近到前不久河北三河的招牌“红改绿” 事件，都是教训。

　　反观江苏各级政府在“苏超”上的操作，则是简政放权、充分施展市场创造力的正面例子。“苏超”联赛由 江苏省 体育局与13个地市政府联合主办，由各设区市体育局、 江苏省 足协、省 体育产业 集团联合承办。办赛进程中，政府只做了三件事：授权承办单位制定规则（依身份证号等确定参赛资格，每队最多限3名职业球员）；提供硬件设施保障（尽可能选择距离近的体育场，并且根据观众人数及时升级）；“围观”群众和媒体造“梗”（不指导示范发通稿，只要无伤大雅皆不干预）。赛事爆火后，各地政府才在招徕和接待球迷、游客方面主动作为。

　　有人说，“苏超”的成功，政府的放权、退后一步，反而激发出民间智慧、市场活力，堪称“神助攻”。诚哉斯言。当前，国家正在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历史和现实证明，政府部门管得过多过细，既管不了，也管不好，还无益于激发市场活力，增进创新。发展经济，政府部门的职责主要是“搭台”，而不是“唱戏”。政府部门的“戏份”越多，市场的“戏份”就越少，观众也会越少，最后可能只能自娱自乐。

　　第叁个陷阱是“挣钱”心切，与民争利。在媒体采访中，王小湾的一句话让笔者印象深刻。他说，“我们办赛的理念是以人民为方向。从培育足球市场角度而言，我们票还是要卖，可是价格就很亲民，例如说5块10块。”笔者查询发现，大多数“苏超”竞赛的票价在10元左右，很多还随票附送小礼物，无疑是“亏本”的。尽管部分场次已经被“黄牛”炒至200~500元人民币，但官方票价硬是不变。

　　官方数据显示，“苏超”第叁轮场均观众已突破1.5万人，后面包含淘汰赛在内，还有至少65场竞赛。如果平均票价增加一二十元，很可能仍然好卖。有人就此觉得，主办方犯“傻”了。但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苏超”的高明之处。诚如外界所言，作为经济大省强省，江苏不差那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球票收入，反而以区区几百上千万元球票钱，换来了全民狂欢和赛事经济火热，赞助商、合作伙伴盈门，和绝无仅有的宣传广告效应。这些收益如果全部换算成收入，何止以千万计？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执政者对待百姓之道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再次教诲之，再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可见，“与民争利”被视为下策。当前，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也应抱有不与民争利的自觉，克制“挣钱优先”的激动。经济搞活了，企业、 老百姓 挣钱了，相应的纳税增多了，政府自然能跟着多“挣钱”，不然无异于竭泽而渔。

　　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政府只有越不想“挣钱”，才越能“赚”到钱。有心“抄‘苏超’作业”的地方政府，无妨时刻提醒自己：“搭台唱戏”千万避开上述三大陷阱。